租佃制，一种在封建社会广泛存在的土地使用和农业经营制度。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户，即佃户耕种，并收取实物或货币作为租金。

  然而随着历史的一声诡异回响，这原本已经消亡的封建制度，在最能代表信息技术革命的互联网行业，复活了。

  在我国，租佃制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在汉代大规模出现，绵延两千五百年，直至解放后被终结。在西方，罗马帝国初期也形成了具备类似性质的制度，隶农制（coloni）；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形成后，极具欧洲特色的各式租佃制不断涌现，例如法国北部的Métayage，意大利中部的mezzadria，拜占庭的Paroikoi 等。

  国外的类似名词虽也译作“租佃”或“佃农”，但在制度上有诸多不同，类似用五等爵翻译欧洲爵位，对应关系实际上并不准确。

  对半均分是很常见的地租率 。《汉书·食货志》记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欧洲情况也大致类似，比如mezzadria就有一分为二的意思。至于更残酷的三七、二八甚至一九，也很常见。根据《莱阳市志》，1943年，莱阳县地租率多数为40%，在全国就算比较轻的。

  看着这样的分配比例，很难不觉得“苹果税”与“安卓税”颇有点“古风犹存”的意思。

  IOS平台抽佣30%也算人尽皆知，但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这种分成机制不是只对付费软件或游戏内购生效，它覆盖所有“基于苹果提供的应用内购买（IAP, In-App Purchase）服务的APP”。

  翻译成人话就是，但凡你通过IOS支付通道花钱了，苹果就会抽走30%，这也包括绝大部分形式的增值服务（某些情况会降至15%）。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同一App在苹果和安卓上的订阅服务价格不相同，以及很多内容创作者特意强调不要在IOS端打赏的原因。

  至于安卓，国外通常是统一的30%，特殊情况只低不高。到了国内情况就复杂多了，各手机生产厂商内置的应用商店、第三方平台，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比如华为的应用商店抽成基本在除了教育类应用低10%，各方面基本都与苹果差不多——除了游戏内购是“见税什五”：硬邦邦的50% : 50%。

  这并非个例。五五开是目前安卓渠道针对游戏这头肥羊的普遍标准，不过和苹果的区别是能谈，关于这一点暂且按下不表。

  据说在早期，安卓平台还有渠道拿七，乃至九的离谱案例——哪怕是奴隶制社会发展出来的隶农制，地主最多也就拿九分之八。

  要知道，渠道抽成是基于流水的，可不管你的开发成本是多少。这无疑给应用程序开发者，尤其是中小开发者带来了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对开发者而言，即使没有一点额外费用，每1元的成本，在IOS上要赚回1.45元才能回本，在安卓上则是2元，难度直接翻倍。现实中，发行商以及各类杂项支出的存在，会让这个难度进一步提高。

  依赖数字平台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也一样。想想吧，你打赏了中意的抖音主播100块，有30块直接就进了苹果的口袋，抖音都无权染指。假设主播与抖音五五分账，那实际上双方拿到的也都只比渠道多一点点，考虑到公会之类机构的存在，最后每一方落到手里的可能都比苹果少——但苹果可什么活儿都没干。

  当年教会的什一税也只抽十分之一，中世纪早期就被叫黑暗时代了（Dark Ages），渠道商这挥挥手拿走30%的力度，不得叫“最黑暗时代（The Darkest Ages）”？

  就拿爱奇艺来说，2023年会员服务收入总计203亿，假设其中20%来自IOS，哪怕按照最低的15%抽成计算，仅这一个渠道就要被吸走6亿多元，都够爱奇艺再拍两部《仙剑四》了。更何况我这这个计算方式相当粗糙，真实情况只多不少。

  不得不说，渠道分成的商业模式，简直比租佃制还完美——用户支付一块钱，渠道就抽三到五毛，风险全都开发者承担，而且和耕种土地不一样，一个应用流水不高不要紧，有高的就行，连时空上的局限性都没有。

  古今中外，封建王朝的灭亡总是与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明朝自建立起就有根本性缺陷的土地制度，导致了贯穿国祚始终的社会动荡；东罗马帝国普遍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沦落为依附农，摧毁了帝国的税源和兵源。

  目前的分成模式，也确实让开发商和渠道方势同水火，近年来扯头花的戏码频频上演。

  Netflix和Spotify，甚至直接切断了ios端的支付通道，从而将付费用户引导至网页端，绕开苹果税。

  2020年，Epic率先尝试着在《堡垒之夜》提供第三方支付，游戏被震怒的苹果直接下架，于是双方展开了持续至今，从社会化媒体到美国法院的全线月份初，Epic再次提起相关诉讼，苹果则顺手又封Epic的iOS开发者帐号，看架势打算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在游戏发布时，米哈游就因分成问题，拒绝登录国内的渠道服，直到2021年在谈判上取得突破后，才陆续登陆小米、腾讯等应用商店，采用三七分账。

  丁磊则在财报电话会上对渠道分成比例大加批判，直言现状对产业生态非常不利。网易旗下的《全明星街球派对》更是发表檄文，称要将原本会被渠道分走的15亿返利给所有玩家，典型的将矛盾完全公开化。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后，如今的渠道方已经相对降低了身段，主动调降了流水大户的抽成比例，算是有了些阶段性成果。

  但能谈不一定全是好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规则更加“丛林化”，变成了全看谁强势，这可能会加速形成强者愈强的排斥性环境，而且给了渠道方不全盘调降分成比例的借口。

  像米哈游这种头部厂商当然有资本谈个好结果，可中小开发者和渠道方的地位就差很多了，不具备这样的议价能力。

  不只是游戏，有增值服务的应用面临的困境更甚，且因为它们的流水通常更低，话语权可能更弱。

  且中小开发者的分发能力显然无法跟大厂相提并论，产品竞争力也做不到那么顶尖。大厂如果谈崩了还能直接掀桌子，可高度依赖渠道商的中小开发者，除了躺平认抽外，别无选择。

  从历史上看，当封建王朝的税源逐渐崩溃时，往往会选择更加残酷的压榨自耕农，进一步加速自耕农的破产。

  只能说在现行的模式下，中小开发者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但基层开发者的多寡，才是决定整个行业生态健康与否，以及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可持续性的关键。

  工信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8年-2023年7月底，国内市场的活跃APP数量从449万款下跌到261万款，四年多减少了42%，情况已经不太乐观。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暴雪和网易闹分手又复合，看上去很热闹也很滑稽。对玩家而言，价值几个亿的纠纷不容易共情，可真金白银花钱买的游戏，是真打不开了。

  目前国内的渠道服普遍和官服数据不互通，这使用户就像封建时代的农户一样，被人身依附关系限制在了渠道服（土地）之上，毕竟真金白银氪出来的账号不能说扔就扔，有一些时候账号价值可能比硬件设备都高，手机都不好换。

  更糟糕的是，渠道服不一定参与所有线上活动，甚至有时候软件版本还会落后于官服，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区别对待。

  一旦渠道服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分成问题而关闭，有官服接手就还有机会捞回账号，可假如没有，用户就真成数字流民了。

  开发者与渠道方的不平等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渠道方，尤其是硬件厂商围绕自家的生态，建立起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垄断，就像地主集团垄断了土地一样。

  这一点在生态非常封闭的IOS尤为明显，对于绝大部分厂商几乎不存在开发一个IOS版APP，却能避开苹果渠道抽成的可能。

  这其实就是一种垄断，开发者又无另外的渠道可用，“不乐意被苹果抽成可以不上IOS”这不叫选择，现实是你上IOS的姿势苹果不喜欢，它都可以下架你的应用。

  安卓生态虽没苹果那么封闭，但国内的安卓渠道商山头林立，碎得跟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给厂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最典型的就是，由于沟通工作太繁重，开发商需要专门设置渠道经理这样一个职位，来与各渠道一一就分成等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并在之后维持合作关系。

  如果能像海外市场一样实现标准统一，别再搞一事一议，至少企业能减少精力的虚耗，而且更加“制度化”、“标准化”的市场，无疑有利长期发展。

  虽然安卓有官服渠道可以躲避“过路费”，但通过官网下载apk自行安装本身也有门槛。更何况对于厂商，通过买量引导下载所需付出的拉新成本，不是笔小数目。

  从目前的全球反垄断趋势看，政府慢慢的开始将渠道商过高的控制力视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问题，认为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开始危害创新，并不利于市场竞争。

  韩国就在2021年率先发难，通过了《电信业务法案》，开始破拆苹果的“花园围墙”。苹果最终同意在韩国开放第三方支付系统，并调降“苹果税”四个百分点。

  同年，苹果也与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允许阅读器类iOS开发者绕开APP Store，开放第三方应用下载，且无需缴纳任何佣金。

  自2020年开始，欧盟就展开了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多轮调查，并先后通过了相当严格的《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态度概括起来就是：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垄断了，必须出重拳！

  比如在今年3月4日，欧盟委员会就裁定苹果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阻止音乐流媒体服务告知用户存在非内购方式、有更实惠的订阅价格，对苹果公司处以 18.4 亿欧元的罚款。

  2天后的3月6日，苹果正式推出iOS17.4版本更新，应欧盟要求，将标准费率从30%降至17%，并且开放了第三方应用商店、支持“侧载”等功能。

  虽然一切还未成定局，苹果也表明要继续上诉，但IOS曾经坚不可摧的“花园围墙”已经被凿穿，上演了一场“攻占赛博巴士底狱”。

  美国也没闲着，从2020年开始频频对Big Tech出手。就说在3月，库克中国行还没结束，后院就着了火：当地时间3月22日，美国司法部联合16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对苹果正式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对于传统渠道方，尤其是应用商店背后的手机生产厂商，流水分成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而且一本万利，不太可能主动放手。

  国内的监管方在有关问题上仍然相对沉默，且尚未针对性的立法并展开执法，与此同时，中国开发者正背负着在全世界也最为沉重的佣金。

  所以主管部门介入，为处于明显弱势的开发者争取权益，推动渠道商建立更健康的经商环境很有必要。这不是针对IOS，安卓的分成比例同样需要调整。

  十分好笑的是，苹果就仿佛感觉自己还不够像“封建领主”，为了应对欧洲方面的反垄断打击，弥补自己损失的收益，针对性的设计了两条新的收费条款：

  在中世纪欧洲，领主为了最大化从领民身上榨取财富，会垄断领地上的磨坊等生产工具，领民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用。以13世纪英格兰为例，大约需缴纳谷物价值的5%~10%。

  据统计，在13世纪末期，英格兰地区的磨坊投资的利润率约为60%~80%。

  非常巧合的是，据分析师估计，苹果应用商店的利润率也差不多能到80%水平。

  如果嫌贵想去隔壁领研磨谷物，请向领主大人缴纳车马费、道路费、过桥费等一系列杂税。

  本文不是要写大字报批判收入分成，而是想指出当下的开发者-渠道商的关系并不健康，商业模式也是有毒的。

  但这不等于一方可通过行业地位或生态壁垒漫天要价，形成对另一方事实上的剥削，哪怕双方的强弱之势交换也一样。

  如果居高不下的分成比例，导致开发者群体进一步萎缩下去，渠道商们不怕走当年拜占庭和大明的老路？

  希望目前针对Big Tech的全球攻势，也能尽快在国内市场获得响应，由主管部门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分成比例更为合理的应用市场。

  法国大革命摧毁封建制度，路易十六“摸不着头脑”已经230多年，这祖宗之法，也该变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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