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去年已进行三轮核污染水排海，共排放23351吨，并将于近期开始第四轮排海。在2024财年日方计划分七次向海洋排放共计约54600吨核污染水。对于生活在福岛当地的居民来说，缓缓入海的污水将他们十多年前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的伤疤再次揭开。二次伤害下的他们，从愤怒到无奈，从呼吁到担心，实际上并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而预计持续长达30年甚至更久的核污水排海计划，将始终如阴云笼罩在当地，也给世界增添了风险隐患。

  核电站的启动运营一度给当地经济带来拉动效应，而如今核电站的善后工作又属实成为当地的负担。福岛核污水排海后，澎湃新闻记者深入福岛实地采访，寻觅当地“核”以为继的主线，记录下那些距离核污水排海口最近的鲜活故事和声音。

  上车时自报姓名，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应声在预约名单上画了个勾，抬头问：“外国人吗？怎么会来这里？”她被问后朝着车窗外的旅游海报说“来看看”，前座一对老年夫妻的目光聚焦过来，司机欲言又止。

  从福岛县南部的汤本车站去往该县内最大港湾“小名浜渔港”，除了预约观光巴士之外，无另外的公共交通可以抵达。一辆20座旅游巴士来了3名乘客，司机对照着电话预约的名单对大家说“稍等最后一位”。等待间隙，司机主动说起自己退休前一直在东京开机场巴士，接触过很多国家的外国人，但是回家乡开观光巴士一年多，头一回在车上遇到外国人，平时连年轻面孔都很少见。

  “来看什么？核电站？”司机小声问出了口，见外国游客没有回应，立即补上一句“可以泡一泡温泉”，缓解了尴尬。

  福岛县的许多车站张贴着系列观光海报，自然风光的背景之上只有一个词——“来”。在渔港附近的交易市场，“福岛鱼美味”的横幅连着挂成排，墙壁上的手绘图案上写着“希望”、“梦”之类的词汇。即便如此，萦绕在很多福岛人心头的或许依然是“核电站”。

  观光巴士从磐城市中心向海边驶去，车上的老夫妻频频感慨“重建的设施真气派啊”。然而公路边多次闪现核辐射检测电子屏，跳动的数字提醒，13年前政府发布的“核能紧急事态宣言”至今还没解除。

  抵达小名浜渔港，并不如想象中大，黑蓝的水汽乘着太平洋的海风涌动，水面上闪耀的光芒呈线状向四方蔓延。身着防水连体衣的渔民们在岸边整理渔网，猛地发现徘徊的陌生来客，以疑惑的目光扫视，站在一旁的渔业协会工作人员见到有人举着相机，警惕地连声问道“来做什么”。

  “想看出海捕鱼。”声音被海风吹散，渔民们若有所思。核污水排海后，这句话的意味已然微妙。

  凌晨4点，天色和午夜一般黑，停靠在福岛县小名浜渔港的一艘大型渔船突然打开了六台探照灯，光束扫亮了岸边的一排小渔船，发动机的低鸣声交错，船陆续出港，向黑暗深处驶去。松原父子开着小皮卡到晚了一些，上船后麻利地整理渔网和水箱，在天边透出点光的时候，“大德丸”出海了。

  60多岁的广三戴着棒球帽，在驾驶室里操控方向盘和摇杆，儿子贵广站在船的左舷吸烟，一头金色长发随风飘。有别于刻板印象中的渔夫形象，松原父子像是日漫中的职业搭档，彼此间话不多，一个眼神就懂下一步行动是放浮标或是收网。作为家中老二，贵广中学毕业后就随父亲出海捕鱼，一开始也晕船，冬天的低温天气特别难熬。20年过去，贵广已习惯太平洋的变化多端，和父亲相比只是经验还差一些。

  “（出海）下网是门技术活，（下网的）位置全靠经验判断。”广三说，找到好的捕捞点是渔获量的保证。此时海平面上有几抹橘色的朝霞，船已经航行了20分钟，抵达第一个浮标标记处。父子俩配合收网，一边从海里大力拉网，一边取出卡在网格里的鱼虾，并且要清理网上的海藻、石块，既考验体力又考验速度。因为前一天放的是小网格渔网，捕获的大多是伊势龙虾，偶见几条扁口鱼，而龙虾尤其容易缠网，贵广蹲坐在满是水渍的甲板上，小心地用工具将龙虾剔出网格，广三则驾船去往下一个收网点。

  大约一个小时收了四张网，船掉头返航。面对20多只龙虾和几条鱼的收成，广三嘴里嘟囔着 “没什么”，被问起近几个月来渔获量和收入的情况，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对于福岛县的渔民而言，这些年经历了太多大风大浪，背后的付出或许是外人难懂的。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事故后，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发生后4天，沿岸渔业“自肃”，“大德丸”在内的所有渔船自行停止出海捕鱼，次年6月虽然开启了试验性捕捞，捕捞的鱼种、出海的次数和海域都受到了限制，被迫三天捕鱼两天晒网。和福岛县一样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袭击的岩手和宫城县，2013年的渔获量都恢复到了灾前八成以上，只有福岛县的年渔获量从2012年开始连续9年低于1万吨，不及灾前的15%。

  直到2021年春天，福岛县渔民盼来了结束试验性捕捞，进入正式作业的转折点，鼓足干劲不到半个月，日本政府当年4月正式公开宣布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存的核污水排放入海。回忆起当时，贵广没有一点表达欲，被一再追问才说：“自己没办法做什么，只能交给国家去处理。抱怨什么的说了也没办法，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的父亲或许离退休不远了，可是他作为渔民中的年轻一代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职业的未来。

  船慢慢靠近港口，岸上已经有人提着桶在等，广三把鱼虾按类别各捞出一只放进写着“检测室”的桶里。他说，渔协的人会带走送去检测，每一次出海捕鱼都要抽样送检。他和儿子边清理渔网边和街坊闲谈，聊起海水水温上升。当突然被问及核污水排海的影响，他迟疑了一会。

  “说危险的话，（因为）是存在放射性物质吧，认真检测的话会安心一点。”至于放射性物质对鱼有什么影响、水产检验测试主要测哪些核素、检测流程如何……广三不太清楚，也不再接茬有关核污水的其他话题。

  对于关乎生命和生计的问题，松原父子不置可否，有渔民直言“我也活不到当时”，回避态度令人猜不透。此刻，一位称呼广三“前辈”的银发老伯走来，和其他渔民一样穿着胶制长靴，体格精瘦，洪亮的嗓门带着浓重的日本东北地区口音，他看到外国游客感到稀奇，自来熟地说起自己的经历，打破了凝固的气氛。

  老伯双手背在腰后娓娓而谈，回忆高中时曾一度努力学习想要考大学，但是父亲贷款买了船，他毕业后不得不和父亲一起出海捕鱼，这两年父母年纪大了，歇下来在家照料。他眼神一瞥注意到有人握着相机，话锋一转说，前阵子有电视台的人来采访，询问海产的情况，“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他摆摆手说，没人听，“福岛县的一些问题和冲绳县类似”。冲绳有美军基地问题，县民向国家提出反对，健康受损。福岛县也是如此，虽然国家开了说明会，但是临近排海的时候才向渔民做说明。“这根本不是说明会，对排海的意见征询一次也没有，老百姓要发表意见是不可能的。”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15年向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联合会致函回应核污水的关切，称专家正在验证各种技术解决方法和效果，关于验证结果，“将首先向渔业从业者进行认真说明，采取必要的努力，在没获得相关者理解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处置”。日本政府声称已经就核污水处理问题举行过1500次说明会，解释有关问题，其中有数百次面向福岛县渔业从业者，但是这些说明会全部是在决定排海之后进行的。

  即便举办了如此之多的说明会，当走访福岛县多个渔港询问渔民污水排海的流程和影响时，得到的答案中多是“听说”、“好像”、“应该吧”等模棱两可的词汇。

  银发老伯平静下来，“现在什么都不说了，说了也毫无意义，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徒劳。”核事故过后，为了福岛渔业发展，他曾向水产部门提建议，曾去东京海洋大学发传单求关注，曾对媒体大讲实话，如今没什么指望，也不在这一行干了。

  出海的渔民慢慢的变少，位于磐城的小名浜渔港远不如从前热闹。一位二十多年天天开车来港口钓鱼的垂钓客称，这里最鼎盛的时候有三十五六条渔船连成排，现在只有不到二十条。

  早上八点，渔民在岸边整理渔网，和小名浜渔港隔了一条马路的海鲜市场开始营业了，占了两间门面的福助水产店正在卸货，见到顾客后大塚放下手中的活迎上来热情介绍，这里的海域是日本暖流与千岛寒流交汇的地方，鱼的肉质特别，“当地的招牌是名为 ‘目光’的鱼，鱼籽很多，连骨头都很软嫩……”

  环顾福助水产的整个摊位，冰柜里存放了很多鱼干，活鱼不多。大塚解释说，天热的时候是休渔期，一般到下半年9月才开始大规模捕捞，渔获量也不多。接着他放低音量， “渔民收到了很多赔偿金，他们即使不出海也有收入，如果排海作业继续，渔民和渔获量进一步减少，那我们就没生意可做了。”

  广三证实了上述说法，核事故过后，周边的渔民每三个月从东电公司收取一次赔偿金，即使不出海捕鱼也不影响定期收款。广三对赔偿金的具体数目三缄其口，只透露现在的捕鱼所得加上赔偿金比不上核事故发生前的收入，“不劳而获”并不开心，因为东电对出海次数、捕鱼范围等有所限制。“没有限制的话，努力些，捕鱼量更高，收入远远比东电补助的多。”

  渔民多少获得一些赔偿，而让大塚感到无奈地是，他所在的水产店分文未得，因为核事故受害认定和损失额度计算完全由东京电力一方做判断，作为老百姓难以触及政策细节。

  与福助水产相隔不远，盐野经营一个水产干制品摊位，他从对面的小名浜市场进货、加工和售卖，养活一大家子。在面对镜头时，他表现出与大塚截然相反的乐观，似乎丝毫不担心核污水排海的影响。“愿意吃的人就继续吃（福岛水产），不敢吃就别吃。”

  由于海鲜市场里各家店的订货电话在网上公开，核污水排海后，盐野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短时间内接到日本各地打来的大量订货电话，一些人表达了对福岛渔业的支持。同时他也接到许多显示海外区号的电话，盐野听不懂电话里说什么，偶尔捕捉到一些不太友善的日语词汇。在他看来，是媒体炒热了全国“支援福岛”的氛围，也过度炒作了所谓“风评受害”的内容。

  核污水排海前的夏天，日本主流电视台和报纸开始密集报道，多数内容并没有商讨安全风险本身，而选择聚焦于福岛产品面临某种“风评被害”的困境，而这种报道逻辑与话语体系又同那时日本政府不断强调风评的对策形成互动。所谓“风评被害”，在日本语境当中指因揣测、传闻导致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事物受到牵连和损害。具体到核污水事件，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关谷直也认为，强调的重点是给水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

  核事故后仅一个月，福岛县农林水产组织就曾向首相官邸反映产品“风评被害”。作为回应，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面对媒体镜头生吃福岛县产草莓和黄瓜。此后三任首相都使用相同策略，频频在镜头前上演“舌尖上的福岛”，其中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还在核污水排海后拉上几位内阁大臣一起吃福岛产海鲜，录制成宣传视频，呼吁“请支持安全、美味的日本海鲜”，在社交平台发布时特地附加了“stop风评被害”的标签。而实际上，岸田政府在刻意强化风评被害应对时，已然将排海本身的安全性视为默认前提，但事实却是目前福岛海产品的安全性检证完全依赖于日本单方面的检测，由日本水产厅的定期检测和当地渔业协会的自主检测负责。

  在排海前的三天，全渔联会长坂本雅信面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表示，反对排海的立场没改变，还补充说：“渔民对科学层面的安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但风评被害不会消失。”微妙的言辞透露出妥协又有所求的复杂心态。日本政府以风评被害为由，2023年7月设立了8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9.86亿元）基金支援渔业发展，9月又追加207亿日元支援水产业。

  去年9月26日，NHK综合频道的评论节目用红色字体打出呼吁——“为了助力福岛复兴，持续关心。”报道称人们对福岛产品的支持抑制了排海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当地产品销售因地震灾害遭受的损失依然存在，希望国民勿忘福岛。第一轮排海启动后，日本方面的舆论焦点又逐渐转移到消费的人对相关水产品的消费支持。

  福岛县磐城市创生推进部门发布数据称，政府宣布排海决定后的6天，向磐城汇缴“故乡税”的纳税款飞速增加，平均每天申报数量相比排海前增长2倍，地方政府则以当地海鲜产品作为对外乡纳税人的回礼。有水产加工店店主解释，日本灾害多发，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国民都知道排海后福岛县产品的风评受害加剧，自然赢得广泛的同情。（编者注：故乡税是日本2008年推出的一项旨在缓解东京与其它城乡地区之间因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税收收入差距的国家计划，在此制度下，纳税人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捐款给家乡或者想要支持的其他城市，并在所居住的城市获得纳税的减免。接受捐献的地方政府一般来说都会为“故乡税”纳税人准备具有当地特色的特产作为捐赠的回礼。）

  而面对铺天盖地的“风评被害”说法，吉田感到无感，“风评是外人才会说的话吧，这是一个充满经济利益的词，对我个人而言，都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原本居住在核电站方圆10公里之内的他，自核事故过后举家搬迁到磐城，退休后最大的爱好是钓鱼，转遍了福岛县所有渔港，收藏了大量钓鱼杂志。核污水排海没影响他的钓鱼热情，吉田却依然忧心忡忡。“我这一辈子已经过了一大半，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但是很担心孩子们从小吃这样的食物会受影响。”

  在福岛县一家小型食品超市“中岛商店”，店门口的灯牌赫然写着“讲究食材”。经营这家店38年的中岛夫妇每天亲自制作刺身和一些熟食，许多原材料来自当地及周边地区。上世纪80年代，他们最初打出“讲究食材”的标语是向顾客承诺店内制作的食品不使用添加剂，核事故过后，标牌上的话让创始人中岛孝深感有愧，但为了生计依旧要采购并加工当地食材。“我即使知道（危害）也要装作不知道，从这一点来看，毋庸置疑是在背叛消费者。”

  傍晚时分顾客多了起来，中岛孝和一些常客点头打招呼，大多是住在周边的街坊。“我的顾客中没有一个人当面跟我说过他们很担心。”他说，打开电视或翻看报纸，就会看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鼓励人们多多食用福岛县产品。如果人们说出自己的担忧，就会被贴上不是日本国民的标签 ，好像在反对政府。“眼下这场运动中，福岛县民无法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并不是真正感到安全，实际上不希望核污水排海。”

  从多家主流日媒近3年实施的民调来看，围绕核污水排海，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反对声音随时间推移渐有弱化的趋势，尤其是排海启动成为既成事实之后。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核污水排海之前，根据日媒（朝日新闻与福岛放送）2020年2月对福岛县民展开的调查，57%反对排海，31%赞成。时隔约3年，临近排海之际，（《福岛民报》与福岛电视台）2023年3月的民调显示，41%的福岛县民反对，38.9%赞成。尽管反对意见有所减弱，依旧占据多数。然而排海启动的当天，《福岛民报》调查该县59个市町村长的立场，其中占比最高的回答是不置可否，占42%。

  核污染水预计排放至少30年，跟着时间的推移，这片海和福岛人的想法会如何改变？

  “我不清楚，也活不到当时了。” 位于福岛县磐城市最北端的久之浜渔港，一名80多岁的渔民几十年来守着一艘名为“真胜丸”的渔船，每日过着家和渔港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疲于理会排海的纷纷扰扰，把信赖寄托于检测，认为这才是风评的真正保障。

  “鱼每天抽样送检，我们很关心结果，假如发现一条鱼的放射性物质超标，意味着这种鱼一年之内都难卖出去。比如半年前发现鲈鱼有问题，现在检测合格也卖不出好价钱，（消费者）还是担心。”

  2023年3月，磐城市附近海域捕获的一条鲈鱼，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铯含量达到每公斤85.5贝克勒尔，尽管低于每公斤100贝克勒尔（bq/kg）的日本国家标准，但超过了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自行设定的50 （bq/kg）的标准，渔协随即暂停当地捕捞的鲈鱼上市。经过一个月的连续监测后禁令取消、回到正常状态，但市场反应却难及时归位。

  磐城市的所有渔获通常抽样送往小名浜鱼市场的检测室，熟悉检测工作的小名浜机船底拽网渔业协同组合管理部部长前田久介绍，一经发现样本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25bq/kg，会送往福岛县政府机构进一步检测，同时市场方面立即通知当天同品类水产品暂缓上市。如果精密检测显示放射性物质浓度超过50bq/kg，就会立即回收相关水产品，并要求全县暂停同品类上市。

  不过，渔协负责的水产品检测仅包含铯-137和铯-139这两种核素。前田久说，自主检验测试主要是为了确认和保证安心，真正的安全评估要靠福岛县政府和日本水产厅的定期监测。日本官方实施的放射性物质检验测试对象为氚、铯、锶这三种元素，而核污染水中有钴-60、碘-129等60多种核素。东电声称净化处理后的各种核素浓度均在国家限定值之下，但这一过程缺乏国际监督。而且，目前为止没有详细数据证实这些核素会对太平洋生态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同样需要科学界的研究和审议。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科学院教授王悠也提出质疑，即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能否真正地降低到安全标准。此外，持续的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排放对海洋有怎样的影响。核污染水中有60多种放射性物质，如果只用氚的浓度代表核污染水的处理效果，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说法。

  “从科学研究的态度来说，我们会认为福岛核污染水可能会出现潜在的危害。危害有多大、波及的范围等问题，需要拿出科学数据来作为支撑。”王悠说道。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科学家肯·布塞勒（Ken Buesseler）则指出，由于距离和时间会降低辐射水平，排海不会对太平洋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但是仍然值得担忧。”

  实际上，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附近海域已遭受放射性物质污染。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

  对福岛的很多渔民而言，这片大海是他们祖祖辈辈讨生活的宝库，种种不确定性给当地渔业蒙上了阴影。“真胜丸”的船主自述，家族四代都以捕鱼为业，但传承到他这一代或许就要画上句号。“捕鱼是个辛苦活，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这就像赌博，有时候满载而归，有时候一无所获，我就干到干不动为止，以后这里可能不需要渔民了。”近几年捕鱼量和鱼的种类双双减少，很多时候即使大量放网也收获寥寥，渔民们听说有相关机构调查，或许与水温上升有关，也可能有其他原因，目前为止没有正真获得明确的说法。

  福岛核污水排海半个月后，日本福岛县、宫城县等地约150名民众于2023年9月8日向福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2个月后，原告人数翻番超过300人，第二次提起诉讼，控诉政府的排海决定是非法的。

  这是日本国内针对核污染水排海的首个诉讼，60多岁的丹治杉江作为原告团的代表，从2012年夏天开始为此案奔走，召集原告、组织集会、参加记者会……她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总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她强调从话术开始就绝不容许丝毫妥协，比如所谓“ALPS处理水”是污染水，“排放”实则是丢弃，熟稔此事的方方面面。

  “没人来处理原告团的事务，律师找到我，接下这个任务不容易。”在接手核污水排海案的事务之前，丹治杉江过去10年一直围绕另一桩有关核事故避难者索赔案而忙碌，她同样作为原告代表，要求国家和东电负担群马县自主避难者的赔偿相应的责任。“在法庭回顾自己最痛苦的经历，哭着向裁判长一遍一遍诉苦来求得赔偿，这样悲惨的事我线年前，丹治居住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35千米的磐城市北部，核事故发生后，政府要求核电站方圆20公里内以及一些辐射量超标的避难区域的居民必须撤离，丹治和丈夫并不居住在划定的范围内，但是担心辐射影响，自行搬迁到邻近的群马县避难，在当地贷款购置了一间二手房，经营一个家电维修的店铺。夫妻俩这样的情况被称为“自主避难”，只能获得25万日元的一次性赔偿，无法像“避难指示区域”居民那样按照实际损失索取赔偿。

  2013年9月，从福岛县到群马县自主避难的100多人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和东电进一步赔偿，丹治自愿担任原告代表冲在前面，却未料到一些人评价她唯利是图，“是想要钱才上法庭”，甚至被地方法院的法官批评“阻碍福岛复兴”。她愤怒地说，当时对这种的话语感到极其厌恶，甚至想要在家门口立一个标语牌写上“我们家只收到25万日元赔偿金，国家和东电没有按照避难者的真实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赔偿。”

  从地方法院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该索赔案的最终裁决为东电负有赔偿责任，而国家无责。在裁决下达后召开的简报会上，丹治作为原告代表坐在发言席上，一开口就落泪了，因为她最想得到的绝非仅是赔偿金，“最重要的是要为正义而战”。

  时隔2年谈起当时的裁决，丹治摘下眼镜再度抹泪。“在核事故发生之前，国家反复说绝不会发生意外事故，然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污染水也是如此，国家称绝对没问题，但是等到意外发生之后就迟了，感觉国家已经准备好了‘意外’这样的说辞。”这是她从长年诉讼经历中体会到的，现在不想眼看着重蹈覆辙。

  “绝对不能允许让10岁的孩子看着污水排海一直到50岁。”丹治说，这是一个必须要赢的官司，只要那些不以为然地认为“对避难者只要给钱就好”“福岛很好”的国会议员存在，就必须继续斗争下去，但是抗争谈何容易。

  此次负责核污水排海诉讼的律师广田次男解释，之所以未能在排海启动之前就提起诉讼，是因为这是一场艰难的诉讼，写诉状就花了大量的时间，还要集结原告，在这过程中宣传材料制作、活动组织等费用都是由广田和几个律师自掏腰包，而且无偿辩护。

  核事故过后，年过七旬的广田先后接手了7个与事故相关的集体诉讼案，其中3起案件已经了结，诉求均写明要求东电道歉。“道歉的意义是要求他们不再放任放射性物质伤害福岛县民，那些人一个劲说着不会给别人添麻烦，行为上却背道而驰，不以为然地将核污水排放入海。”

  “打官司不单单是为保护福岛，而是为维护这一个国家应有的状态。”广田说道。

  日本法律界人士都很清楚，该国历史上有四大公害诉讼 ，熊本县“水俣病诉讼”、富山县“疼痛病诉讼”、三重县“哮喘病诉讼”、新泻县“水俣病诉讼”。广田指出，最初没有人意识到这些是危险的公害，只有当危害加重、人们的怀疑日益加深，经过法律诉讼后真相才水落石出。但现在的情况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核污水有害却任由排放，显然是不正义之举。

  上世纪四十年代，熊本县水俣湾一带的猫出现狂躁、痉挛等现象，五十年代初，奇怪的症状蔓延到当地居民身上，四肢麻木、听觉视觉受损等，但入院后难以诊断出病因，被认为是怪病，称之为“水俣病”。专家组长期调查后认为，是水俣湾的鱼和贝类受到水银污染，民众食用后中毒。最初，当地化工企业驳斥这一说法，直到60年代，新泻县阿贺野川下流附近居民出现类似症状，并上诉污染源公司，进行了日本国内的第一次公害审判。一年后，日本政府于1968年认定水俣病是一种公害病，由化工企业排放含汞废水造成。从发现水俣病到官方认定历时12年，患者超过2000人。直到2023年，日本水俣病受害者的索赔诉讼还在进行中，有很多受害者未得到应有的赔偿。

  “不要重蹈覆辙。”日本水俣病受害者团体于2023年8月31日发表相关声明，呼吁即刻停止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以免重蹈水俣病的历史覆辙，并把声明邮寄给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而另一边首相却在为消除风评被害而忙碌，当天在日本最大的水产市场视察，现场试吃福岛县产海鲜，并声称海外针对日本水产的进口禁令“没有科学依据”。

  令丹治愤懑的是，相比于国家的宣传，民间反对声音何其弱小。她在福岛县楢叶町的一处资料展览室做志愿者，馆内展示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相关的史料，呈现了这场悲剧给福岛带来的重创，并新设一个区域介绍核污水的情况。她每周驾车一个多小时到这个偏僻的地方，维持展览室的运营，并为参观者讲解。

  自担任志愿者一年多来，丹治接触了许多从外地来的参观者，她发现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核事故的后续影响和核污水的确切信息，“只知道政府说‘没关系’”，但交谈过后能认识到其中的风险。伊达雅人就是如此，在东京出差时专程赶到福岛，仔细看完资料室的每个角落后说：“我们好像只知道一半的事实”。

  定居于大阪的伊达雅人出生在福岛县相邻的宫城县，他还记得核事故后很多福岛产的桃子销往宫城，即使一箱500日元的低价也没人愿意买。“现在福岛县水产品或许又要面临类似的困境”。在他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外界不了解福岛当地的实况，接收片面信息的国民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谈起对核污水的初期了解，伊达羞愧地说，网上看过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丹治介绍的很多信息都是此前闻所未闻的，而且心中还有疑惑未解，比如污水为何需要通过海底隧道排放，水会不会慢慢的变多，30年真的可以排完吗……“就我个人想法，建议还是不要排海，现在立马停止排海进程。”他在此行之前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大阪市面上少见福岛的水产品，不会设身处地的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不仅是福岛的问题，是整个日本的问题，太平洋还联通着其他几个国家。”伊达希望政府能够坦诚地告知公众所有已知信息，并对核污水诉讼表示支持，他敬佩丹治等一众原告能够站出来发声，却终究难以体会其背后的辛酸。

  “普通公民以国家为对象打官司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些年法院对核事故相关案件做出了缺失公信力的判决。”丹治不知道核污水诉讼何时开启庭审程序，“如果放任下去，我们就犯下两重罪，一重是核事故，另一重是污水入海，对未来的生命而言这绝对是罪责。”

  武藤类子也是原告团的一员， 11年前就发起过针对核污水的诉讼，“2013年开始意识到污染水是一个大问题。”她在《从十年后的福岛到你》一书中写道，“现在，我们是东北之魂，默默地燃烧着愤怒。”

  在福岛县内陆的三春町，有一棵古老的“泷樱”，在全域孕育了诸多樱花树，春天到来时，这里的街巷一派粉色。武藤在三春町的一座山脚下经营一家名为“灿”的咖啡馆，因为爱好音乐在咖啡馆办过音乐会，又乐于观察生物，经常在山中采橡子、野菜、蘑菇等。

  核事故发生后，“自然之美没有一点变化，但是我看待自然的目光变了。” 现在没有一点兴趣爱好，对大自然避之不及，甚至尽可能的避免在外散步。虽然从科学层面了解到当地的一些蔬菜可安全食用，她仍然选择购买九州产的蔬菜。十二年间，武藤全身心投入核事故的追责诉讼，而且是罕见的刑事诉讼。

  记忆追溯到2011年樱花盛放时，强震袭来，武藤脑中的核电之弦骤然紧绷，立即和家人驱车远行、一路向西。2天后，他们通过车里的广播听到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的消息。熟悉切尔诺贝利事故始末的武藤很清楚，即使三春町距离核电站45公里，也难逃一劫。地震导致当地通讯中断，她担心亲朋的安危，决定掉转车头返回家乡，亲自上门呼吁更多人撤离。

  武藤一己之力有限，她认为核事故的发生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过后，她从80年代开始一直参与和组织反核电运动，却未能激起水花。“当时思考的是接下来要做些什么防止悲剧重演，最终决定追责。这原本应该由检方来做的事，他们却无动于衷。”

  事故发生后一年，武藤成为原告团团长，召集上千名原告，在福岛地方法院以业务过失致死致伤罪名起诉事故发生时的东电最高层，包括原会长胜俣恒久等3人。漫长的诉讼一直持续到2023年1月，东京高等法院宣布二审判决结果，即维持一审判决——三名被告无罪。

  12年间，原告团的规模已经扩大到14000多人，他们没放弃，已经向最高法院上诉，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是否会开庭。在武藤接受媒体采访的4天前，她刚和东电的人员就案件进行过沟通。“在玻璃的两侧交谈2小时，这样的一个过程很痛苦，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和要求，但是没有正真获得真诚的回答，好像语言并不相通。”她有一个信念——让大家意识到东电高管必须为事故承担责任。

  身在东京的律师河合弘之长期致力于为核事故受害者辩护，担任日本“脱核电律师团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早年就和东电公司各层级有过不少接触。

  武藤和丹治在此前的诉讼中目睹过一些原告在法庭哭诉，却被残酷地回应。“比如有夫妇在核事故过后被迫分居两地，最后离婚，东电却说他们本来就关系不好。有孩子因为事故后家庭四散而患精神疾病最终自杀，却被指自身软弱。”

  不过，河合弘之指出，东京电力其实就是一家国有企业，很多时候的行为和决策迫于政府压力。

  东京电力在核事故之前是一家私营企业，事故后东电面临赔偿、核电站报废等巨额费用，彼时日本政府和多家核电企业一同出资设立“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和反应堆报废等支援机构”，负责相关事宜。东京电力公司网站2023年9月的信息数据显示，上述支援机构的持股比例最大，为54.75%由政府掌控实际经营权。

  实际上，《核能与政治：311 事件后的政策进程》一书写道，日本政府长年来与核电产业走得很近，从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都是坚定的“核电推进派”，该国核能政策与外交、地方政府、电力公司、大型电器制造商的利益休戚相关，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资金、时间和技术探讨研究精力投入到此行业，改弦更张绝非易事。

  追本溯源，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议，日本以此为契机研究核能开发和利用，1955年还是众议院议员的中曾根康弘推动核能相关的亿万日元预算在国会获得通过，并成立了“原子力委员会”。核能具有“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的双重属性，美国研究者在80年代出版的《核的男爵》（The Nuclear Barons）一书中指出，对核能趋之若鹜者的目的是，“通过核能的和平利用，将来可以留有核的选项”。

  在核能开发利用的背景下，日本于上世纪50年代迈入核电事业的轨道。彼时，从铀燃料到核电站相关设备，几乎一切都依赖美国。为了获取美国方面的资源，日本于1955年与美国签订《日美核能研究合作协定》，标志着美国将日本纳入其核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岛第一核电站兴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完全由美国公司设计，70年代初开启运营，6个机组的总发电能力为4.7兆千瓦，一度是全世界25个发电量最大的发电厂之一，帮助应对日本一直增长的能源需求。日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协定”不断演进，直到1988年签署《日美核能协定》，通过该协议，日本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独立核燃料后处理权限的非核武器国家。

  日美之间的这般核关系意味着日本对核能政策的调整，都难以绕开与美方的协商，同时也牵涉日本经济界。2011年福岛核事故过后，日本政府曾一度计划推出“零核电社会”目标，包括到21世纪30年代停止所有核能发电站反应堆运转。但是并没有正真获得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美方的支持，因为这不仅牵涉日美核电企业的利益，还可能对石油市场造成冲击，并引发核不扩散方面的问题。最终，政府发布的政策中虽然写入了“致力于实现不依赖于核电的社会”，但也表明将继续核电站重启与核燃料再利用事业。

  福岛核事故的关注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低，气候变暖和能源供给紧张的形势紧逼，岸田政府正式拉开了重启核电的帷幕，2022年提出最大限度活用核电站，次年通过立法允许核电站运转年限超过60年，并重启该国有47年运行历史的“高龄”核电站。该国有市民团体认为，允许核电站运转如此长的年限，将导致事故再发。

  不同于其他几个国家，日本列岛是地震灾害多发地，近海海底地震易引发海啸，而且国土面积小。“一旦有核电站发生意外事故，基本上没有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武藤认为，事故问责是敲响警钟的利器。

  然而事故问责未果，核污水事端又起，武藤的愤怒愈燃愈烈。2013年8月，东电承认储水罐中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300吨污水在几个月前泄漏。次月，包括武藤在内的3名福岛县民上诉当地法院，指控东电高管对污水管理不善导致了大规模泄漏，涉嫌违反《公害犯罪处罚法》。但是诉讼并不顺利，事情不了了之。时隔一年，又发生100吨污水泄漏事件。

  如何让发自福岛的微弱呼声被更多人听到，这是武藤长期思考的问题。围绕核污水的处理，2018年8月日本经济产业省首次举行了旨在征求国民意见的“公听会”，武藤曾认为这是一个向官方反映意见的绝佳机会。在福岛举行的那一场公听会上，她上台发言表达反对排海的立场，当天44个公诉人中42人反对污染水排海。2020年政府在全国又展开了书面意见征集，4011条意见中2700条表达了对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担忧。

  飘久了，或许民意本身也会动摇，吉泽正巳有所体悟。从2023年夏天开始，他不定期地开着小面包车到全国各地巡游，车身上挂着 “不允许核污水入海”的横幅。他兴致颇高地讲述着只身一人开到东京都车站前，站在车顶演讲，呼吁停止排海。问及当场的反应时，他尴尬一笑说：“没什么人听”。

  吉泽已经习惯了孤立无援地疾呼。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14公里的“希望牧场”，他饲养了200多头牛。核事故发生时，位于浪江町的牧场成为辐射污染的重灾区，吉泽的牛也成了“辐射牛”，但他不忍心杀害，十年与牛相伴。他说：“这些牛不赚钱，但只要活着就是我的朋友。”

  福岛回归正常是吉泽最初的愿望，他还为此竞选过浪江町町长，但没有成功。跟着时间推移，吉泽逐渐失去了信心。“希望是人活下去的最大精神支柱，至于如何在浪江町寻找希望，我个人觉得很困难。因为无望人归，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 他指出，浪江町连个正规的综合医院都没有，只有诊所和牙科医院，超市也仅有一家，这样的状况下将走向荒芜。

  根据浪江町政府数据，2011年事故发生时，浪江町人口为21542人，在避难指令下达后超过21000人撤离。虽然当地一直在进行除染工作，直到2023年10月末，当地仍然有八成区域为不可进入的“归还困难区”，居民仅有2116人，不及原先10%。

  吉泽的希望被默默吞噬，怒火烧不尽。他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对“2020东京奥运会”、“日本前首相安倍国葬”发表反对意见。在希望牧场的招牌旁边竖着一块标语牌：“即使清除核污染、解除避难，也要再见了，浪江町”。

  浪江町于2021年制定了最新版复兴计划，致力于到2035年使当地居民增加到8000人，并表明将建设新的产业，确保为回乡居民提供就业岗位。浪江町町长吉田荣光2023年3月表示，国民正在以“复兴税”的方式支持当地发展，还有部分町民投资。

  “有人担心辐射，想对核事故追责并叫停核电；有人寄希望于建设一个新福岛，认为污水排海是为了复兴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对于福岛县的现状和未来，分歧在不同的思考方式中滋生。武藤说，“所以我们不再谈论，似乎任何一个人都对此保持沉默，但这其实就是沉默中的分裂。”

  “滴滴滴滴……”行驶进入福岛县双叶町时，车内的核辐射检测仪数值迅速上升超过每小时1微希沃特（1 µSv/h），发出警报声。

  按照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标准，公众受到人工辐射的年平均有效剂量的估计值不能超过1毫希沃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果在上述地点停留2个月就已达到标准的上限值。

  福岛第一核电站横跨福岛县的大熊町和双叶町，截至2023年9月，大熊町51%的面积为禁止进入的“归还困难区”（年辐射量超过50毫希沃特），双叶町的“归还困难区”面积约占该地区85%。丹治杉江带记者驱车去往这两个町，车内放着一个乌克兰产辐射检验测试仪器。她曾去过切尔诺贝利3次，了解核事故的影响。在福岛，她带游客到访大熊町和双叶町超过百次，为了让公众看到真实的灾区。

  沿着高速公路常磐道E6行驶，每隔一段距离公路边就会出现辐射检测显示屏，数值时高时低，周边郁郁葱葱，多为山林。驶入大熊町，车窗外大片土地荒草丛生，多条公路上立着“归还困难区禁止通行”的警示牌。偶见一些独栋住宅，有的院子里密集杂草溢出门外，有的房顶已经爬满了枝叶。人类的活动停滞在2011年3月，空留生物在大自然中野蛮生长。

  来到大熊町公务办事处附近时，旁边的环境画风突变，规整的居住小区呈现出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木质亭台、人工小溪，还有美容院、投币洗衣房、便利店、邮局等配套设施齐备。这是政府出资修建的大川原灾害公营住宅，凡是事故前在当地拥有私人住宅且被认定为破损的居民，都可申请入住，租金按照家庭收入计算。

  根据大熊町网站信息，截至2023年10月1日，大川原灾害公营住宅一期和二期的近百间房已经全部入住。但略显怪异的是，下午1点左右整个住宅区域内几乎看不到人烟。在住宅区不远处有一座名为“学舍梦之森”的学校，占地约3.3公顷，2023年6月刚建成，操场、图书馆、游乐场等一应俱全。

  当问及“学舍梦之森”现在的师生情况时，学校的工作人员介绍，招生对象为0-15岁的儿童，目前有24名学生，27名教职员。丹治疑惑，“想知道在这里花大笔钱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家长为什么愿意搬过来让孩子在这里上学。她指向距离操场仅百米的一座桥说，穿过这个桥洞，那边就是归还困难区，这一片崭新的生活区周边实际上遍布归还困难区。

  实际上，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到福岛定居，包括发放支援金。根据政府2023年出台的政策，对于从外地移居到福岛县的日本公民，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将给予每个移居家庭最多200万日元的支援资金，单身最多可得到120万日元。此外，对于移居到福岛并进行农田种植的农民，还将额外支付支援金。

  从大熊町穿过双叶町向北，浪江町更显荒凉，十字路通灯闪烁，却无车辆通行，直到路过大片农田，田边立着多个墓碑，收割机正在作业。正收割水稻的农民介绍，他3年前回家乡种田，这些田地不是自家所有，而是按年租借。政府出台了政策，通过发放补助鼓励农田种植。但是令他们发愁的是，款项并非持续性的，只在耕地首年发放一笔。而且当地产的大米售价很便宜，人手不足，只能靠周边相识的人互相帮忙种植和收割。

  “重新在福岛耕种稻田不容易。农田的放射性物质都经过除染作业，从安全上来说没问题，但是田地里营养丰富的表层土壤已在除污过程中被清理掉，因此大米的品质可能不如从前。”这位农民说，福岛县原本是日本重要的稻米产区，但是震灾过后没有人再提，开发新品种可能会打开局面。

  福岛县政府为当地大米专设宣传网站，首页上展示了2021年福岛新开发的大米品种“福笑”，介绍称“福岛引以为豪的最高品质大米，给你前所未有的香气、甜味和饱满感”。但是，日本农协（JA Group）的有关人员当年对日媒表示，“在大米过剩时，最后剩下的会是福岛产大米”。

  中岛商店也进货大米，但产地并非福岛。中岛孝说，日本人以米饭为主食，大米在日本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重启稻田的意义是“说明核事故的影响已逝去了”。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是鲁莽的，包括国道两旁崭新的公共设施迅速建起来，“那也是象征性的，让人感受复兴”。

  浪江町临海区域，当年的海啸将之夷为平地，衰草连天，黑色集装袋堆摞成排，挖掘机正在推土作业。一名拿着图纸的工作员工称，施工队正在除染，受污染的土壤装进集装袋后将运输到临时储存设施，土地将有新的建设计划。

  “这不是除染，而是移染。”丹治认为，所谓的除染不是清除污染，而是把放射性污染物移动位置。根据日本环境省2023年10月公布的信息，福岛县大熊町和双叶町各建设了一个堆放除染废弃物的临时储存设施，声称都已经过无害化处理，目前废弃物的规模相当于11个东京巨蛋的大小，它们将在2045年3月之前运到福岛县外。目前为止，关于最终处理地点没有一点规划。

  福岛核事故善后工作仍有漫漫长路要走，而新蓝图已经在未愈合的创伤之上铺开。2020年，世界最大的制氢工厂——福岛氢能源研究设施（FH2R）在浪江町落成，制氢能力最高可达2000立方米/小時。同年，日本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实验设施“福岛机器人实验场”在福岛县南相马市全面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国家补贴投入155亿日元建设，包括带有跑道和飞行场的“无人机区”、水下及水上机器人区等，可对应陆海空各种情形。

  在武藤看来，核事故受害者想要的福岛复兴是“回到从前的生活”，但如今大量避难者难以归乡，政府却耗巨资进行尖端技术相关建设，这与她所希望的复兴相左。而且，这些产业对解决根本问题的核电站废炉作业（注：原子反应堆的解体和撤除）帮助甚微。

  事故过去了13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反应堆报废工作举步维艰，取出所有核燃料碎片被视为废炉的重中之重。发生堆芯熔毁的1号至3号机组内共有约880吨核燃料碎片，由于辐射量极高，实施工程人员无法靠近，只能远程操作，目前，对于取出如此大量核燃料碎片的具体方案尚无定论。日本原子能学会专家、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堆研讨委员会委员长宫野广指出，一次只能取出几克核碎片，相当于“一挖耳勺那么大”，估计最快也要50年，长则100年。

  东京电力在今年1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推迟原定于2023财年下半年开始的2号机组核燃料碎片“试验性回收”工作，最晚要到2024年10月开始。这已是东电第三次延迟回收，较原计划晚了3年。

  如果不取出全部核碎片，为持续冷却堆芯要一直注水，同时还会有大量地下水及雨水渗入反应堆，核污水将继续新增。对此，福岛大学教授、福岛县废炉退役安全委员会委员柴崎直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东电防止地下水流入反应堆的措施不充分，核污水的新增量不稳定。未来还将面对各种风险，特别是人们担心排海设备能否抵御强震或海啸，人为失误或导致含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泄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8月宣布排海启动时承诺，“日本政府将在未来数十年对排海负责，直到处理水处置完毕。”

  但海洋不仅是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共同宝藏，也是生命和传统延续和传承之所依。“福岛县渔民可能不会有后继者了。”松原广三叹息道。